中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形成。當時，我們提出優先發展重工業。一方面，我們通過工農產品的剪刀差積累了工業化資金；另一方面，我們限制農民進城就業。形成了一套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體系，包括城鄉分割的建設投資制度、戶籍制度、就業制度、福利制度和市場交易制度，導致城鄉在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發展、人均資源、收入消費、人口素質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過幾年的跟蹤調查報告顯示，近年來中國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如果將醫療保健、教育和失業保險等非貨幣因素考慮在內，估計城鄉收入差距可能達到四倍、五倍甚至六倍。

　　

　　城鄉之間存在著事實上的差距，這是全世界公認的。為了將這一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理論界和管理者一直在努力探索和研究。早在19世紀初，在烏托邦社會主義時期，歐文和傅立葉就提出了城鄉一體化的概念。馬克思還提出按照空想社會主義者提出的城鄉一體化，消除不合理的分工，消除城鄉對立，實現城鄉一體化。當然，馬克思說過，城鄉一體化的實現是以消滅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為前提的。因此，城鄉二元結構是歷史的產物。城鄉對立和分割不利于人類發展和社會進步。這是近二百年前許多人提出的，并提出了一些設想和解決辦法。

　　

　　根據世界各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700-1500美元之間，農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下降到15%以下，農業就業人口的比重下降到30%，城市人口超過50%，可以得出國家已經進入工業化中期的結論。進入工業化中期發展階段的突出特點是:農業和工業處于平等的發展機會和權利之中；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不再是農業，沒有必要從農業和其他因素中吸收資本來促進工業化；經濟增長的驅動機制已經從農業轉向工業和非農產業；農業已經成為工業反哺的對象；現階段，工農業、城鄉協調發展的條件已經具備。基于這一規律，如果不統籌城鄉發展，開始從根本上改變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城鄉差距將進一步拉大，給國民經濟整體發展和社會穩定帶來諸多負面影響。因此，黨的十六大在全面分析國內外形勢和我國發展階段的基礎上，首次提出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政策。

　　

　　一、統籌城鄉發展的意義

　　

　　“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主要任務。"這是黨中央在正確把握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新階段經濟社會發展新趨勢、新矛盾、新挑戰、新機遇、新規律的基礎上提出的。它具有強烈的時代性、創新性、針對性和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

　　

　　(1)統籌城鄉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維護社會穩定的需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農村面貌發生了深刻變化。然而，從目前情況來看，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和農村社會進步緩慢的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城鄉差距、工農差距和地區差距的擴大趨勢尚未逆轉。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農民收入水平還遠遠沒有達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這種體制障礙和城鄉分割的不平衡發展狀態造成了“三農”問題的現實困境。農村小康社會已成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維護社會穩定的最大困難。深層原因在于城鄉二元結構突出、城市化滯后、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缺乏內在有機聯系、農業勞動力過多、農村人口過多。“三農”不強，建設穩定有序的社會就失去前提，構建和諧社會就沒有基礎，因此，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階段，必須把“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們必須突破“三農”理論的思想枷鎖，突破傳統的城鄉分割體制，以城帶鄉，以工促農，以工業化、城市化推進農業現代化，形成城鄉互補、共同發展的格局，推進農村全面小康建設和社會長期穩定。

　　

　　(2)統籌城鄉是發展農村經濟，實施拉動內需戰略的需要。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滯后已成為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最大障礙。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緩慢，他們的收入和消費水平遠遠低于城市居民。一方面，農村居民購買力低直接影響擴大內需和刺激經濟增長政策的實施。另一方面，由于買方市場水平較低，城市市場飽和與工業生產相對過剩的矛盾更加突出，影響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和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這就要求我們一方面積極促進具有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勞動技能的農民在城市工作和經商，促進具有經濟實力的農村人口在城鎮生活和工作，促進農村消費向城市消費轉變；另一方面，我們必須盡一切可能增加農民收入，不斷繁榮農村經濟，提高農村購買力，活躍農村市場。因此，統籌城鄉已成為國家重要的宏觀經濟戰略。解決“三農”問題不僅是一個大構想，也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有效利用城鄉自然聯系，充分發揮城鄉不同優勢，加快農村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村消費水平，有效促進內需驅動戰略的實施和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