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博士是和隋之珍、鳳毛麟角。而且那時國內大學尚不能培養博士，因此博士均為國外留學歸來。他們回國后本可輕易找到心儀的職業，過上衣食無憂的生活，可是偏偏有一些海外歸來的博士，主動放棄優越的條件，來到沒有工資津貼、沒有職稱、發不了財也升不了官，吃小米、穿粗衣、住窯洞的延安，投身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的偉大事業中。陳康白、屈伯川、高士其、陳學昭、何穆就是他們的名字。

　　他們是怎么到延安的

　　“誓與馬列共生死”，這是1944年6月，陳康白隨第359旅從延安赴江南開辟新的根據地，途中王震旅長專門給他寫的一首詩中的一句，也真實地道出了陳康白以及屈伯川、高士其、陳學昭、何穆一生的崇高追求。

　　陳康白，1903年出生于湖南省長沙縣麻林橋鄉，是第一個來延安的理工科博士、科學家。他父親陳淡園是當地頗有名氣的私塾教師。1916年，陳康白考入長沙縣立師范學校，成為父親的摯友、著名教育家徐特立的學生。1922年，陳康白遠赴上海，進入滬江大學化學專業學習。1925年夏季，陳康白進入廈門大學學習。1927年，學業優異的陳康白畢業留校任教，開始了自己的學術生涯。1933年，他的一篇化學論文發表在美國的一家權威學術刊物上，引起了1928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德國哥廷根大學化學教授阿道夫·溫道斯的關注，并應邀前往該校化學研究院做研究員。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聽到這個消息后，陳康白義憤填膺，謝絕了導師的再三挽留，當即決定回國。經過一個月的海上顛簸后，陳康白回到了湖南老家，見到了徐特立。徐特立對他講：堅決抗日的是中國共產黨，真正能夠救民于水火的是中國共產黨，要救國就要去延安參加革命。于是，1937年的冬天，陳康白來到延安。毛澤東見到這個小老鄉、“洋博士”異常興奮，激動地對他說：“我可以給你兩萬元，請你看是不是有什么事可以干。”在延安，“兩萬元”絕對是一筆巨款。當時，一名中央委員的津貼只有5元。

　　屈伯川，1909年出生于四川省瀘縣。1928年春考入金陵大學預科，同年暑期考入國立中央大學理學院化學系。1934年9月，一心揣著教育和科學救國理想的屈伯川遠渡重洋，自費到德國留學，先后在德累斯頓工業大學、慕尼黑工業大學和柏林工業大學學習。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后，身處異國的屈伯川憂心如焚，加快完成科學研究工作，寫好了博士學位論文。1937年末，28歲的屈伯川順利通過了考試答辯，獲得了德國化學工程博士的學位。

　　1938年4月，滿懷報國之志的屈伯川回到了祖國。1939年，他在重慶見到了正參加國民參政會議的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林伯渠告訴他，邊區正在開展生產建設，迫切需要科學技術人才，建議他去延安。當年10月，屈伯川來到延安。

　　高士其，1905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925年高士其從清華大學畢業，抱著科學救國的理想，考入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后轉入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院攻讀細菌學。1928年他在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院的一次病毒試驗中，被嚴重感染，留下了無法治愈的腦炎病毒后遺癥，但還是堅持讀完了醫學研究院的博士課程。1930年回國，曾在南京中央醫院任檢驗科主任，可連申請購置一臺顯微鏡都得不到批準，他憤然辭職，來到上海。這時，他與艾思奇等共產黨人與進步文化界人士有了往來。艾思奇把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著作介紹給他，使他在艱難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從此，他使用顫抖的手拿起了筆，以此為武器，短短幾年就寫出了上百篇科普作品和論文，為中國科學文藝作品的誕生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全面抗戰爆發后，在艾思奇的影響下，他以全身癱瘓的病殘之軀，克服了重重困難到達延安。

　　陳學昭，1906年出生于浙江省海寧鹽官鎮一個教師之家。1920年進南通女師預科就讀，1922年轉學到上海愛國女校文科。1923年發表處女作《我所希望的新婦女》，曾參加淺草社、語絲社等文學團體。同年夏她到北京大學旁聽，這期間在京滬兩地報刊上發表了大量散文。1927年5月，陳學昭赴法國留學，兼任天津《大公報》駐歐特派記者、上海《生活周報》特約撰稿人，也為《國聞周報》等10余家報刊寫稿。1931年進入法國克萊蒙大學文科，1934年11月獲該大學文學博士學位。1935年隨丈夫何穆回國。

　　回國后看到的一切，使陳學昭感到十分失望和痛苦，她不肯依附國民黨，拒絕了請她去中央大學執教的邀請。全面抗戰爆發后，陳學昭不甘心當亡國奴，輾轉來到重慶，找到了中共黨組織，提出了去延安的要求。這時恰好《國訊》周刊約她寫陜北通訊，借此機會，她以該刊特約記者的身份隨何穆一起來到延安。

　　何穆，1905年出生于上海市金山縣（今金山區）廊下鎮的一個普通家庭。15歲時考入震旦大學附中學習法語，畢業后又入該校的醫學預科學習。1926年7月，何穆委托母親賣掉分家時自己所得的一份田產，籌款自費赴法國留學。1935年1月，他從圖盧茲大學醫學院畢業，獲博士學位。隨后便與妻子陳學昭一起回國。經中共地下黨員李濟安介紹，何穆來到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正式提出去延安的申請。辦事處主任吳玉章當即寫信推薦。何穆手提一架軍用X線機，帶著吳老的親筆信，克服重重困難，終于在1938年8月來到延安。

　　中國共產黨給邊區帶來的全新氣象，讓5位年輕的歸國博士更加堅定了自己的選擇，他們全身心地投入邊區的經濟建設和科教文衛事業之中，并逐漸確立了共產主義信仰。高士其于1938年12月入黨，毛澤東親自寫信表示祝賀。1939年2月，陳康白加入中國共產黨，屈伯川于1940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5年7月，陳學昭加入中國共產黨，1945年8月，何穆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5位歸國博士在革命的熔爐中實現了自己人生的重大轉折，由熱血的愛國知識分子轉變為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

　　他們在延安做了什么

　　“工作著是美麗的”，這是陳學昭的一部作品的名字。它不只是一個書名，也是5位歸國博士的共同信念。他們來到延安就開始工作，與黨和人民的偉大事業血肉相連、榮辱與共。

　　剛到延安，陳康白與高士其等科教界知名人士發起成立了延安的第一個科學技術團體——“邊區國防科學社”。1939年4月，中共中央提議要舉辦一次陜甘寧邊區大規模的工業展覽會，任命陳康白為籌委會主任。展會開了十幾天，參觀者達數萬，不斷有觀眾要求延長展期。接著，他受命籌建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帶著一班人馬克服重重困難，使得研究院如期成立。

　　陳康白與屈伯川還參與到自然科學院的籌建中來。1940年9月1日，延安自然科學院正式開學，設大學部、高中部和初中部，有化學系、物理系、生物系與地礦系。至此，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所自然科學大學終于成立。陳康白與屈伯川四處物色人才，購買圖書、儀器、設備和準備其他教學條件。他和師生動手克服困難，寫教材、刻蠟紙、印講義、制作實驗用的儀器等。1943年4月自然科學院并入延安大學。自然科學院為黨和國家培養了李鵬、葉選平等一大批德才兼備的優秀人才。

　　陜甘寧邊區的三邊分區是國內主要鹽產區之一，對外出口鹽的收入占到了邊區收入的近95%。當時，三邊分區主要“靠天”采鹽，1940年的夏秋卻陰雨不斷，不僅沖走了鹽堆，鹽池內的積水也無法蒸發，導致“鹽荒”。8月，中央委派陳康白兼任三邊鹽業處處長，讓他在最短時間內解決邊區“鹽荒”問題。陳康白隨即帶領科研攻關隊伍，日夜兼程奔赴地處毛烏素沙漠的三邊鹽池。經過科學分析，他們發現這里的鹽是古代海洋枯竭后，在低洼地帶沉積而成。在深入群眾調研時，鹽農提到的“海眼”引發了他的關注。通過勘測，陳康白找到了幾處“海眼”，判斷它是鹽殼下水汽沖開沙子形成的“出氣孔”。他組織人力把“海眼”挖成水井大小，修建了一批標準化鹽田，經過曬制獲得了高品質的精鹽。此后，全新的打鹽方法迅速在三邊推廣開來，邊區鹽產量提高了近10倍，極大地緩解了邊區的財政困難。

　　1944年11月以后，陳康白離開了延安，參加了王震領導的南下支隊。1981年7月31日，陳康白在北京逝世，完成了他“誓與馬列共生死”的畢生追求。

　　屈伯川1941年5月被調到中央馬列學院學習。1942年初學習結束后，被分配到陜甘寧邊區政府建設廳工業局任副局長。1944年初，我軍在晉西北接收了一個火柴廠遷往延安，屈伯川作為建設廳代表主持建廠和開工生產。當時這個廠生產的“豐足火柴”和化工廠出產的“新華肥皂”、毛織廠出產的“衛華毛毯”成為延安的三個名牌產品，暢銷國統區換回邊區急需的各種物資。抗戰勝利后，屈伯川帶領科技人員從事軍工試驗，并把后半生獻給了教育事業，直至1997年2月18日與世長辭。

　　高士其是第一個投奔延安參加革命的留美科學家，被安排在陜北公學擔任教員，因其全身癱瘓，組織派了一名紅軍戰士擔任他的護士兼秘書。毛澤東把高士其樹立為全黨全軍學習的榜樣。每次開大會，工作人員將高士其背上主席臺，坐在毛澤東身邊。后來由于高士其的病情不斷加重，在黨組織的護送下前往香港治療。1949年9月21日，高士其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半個世紀以來，高士其在全身癱瘓的情況下，撰寫了數百萬字的科學小品、科學童話故事和多種形式的科普文章，引導了一批又一批青少年走上科學道路，孩子們親切地稱他為“高士其爺爺”。1988年12月19日，高士其因病逝世。

　　陳學昭來到延安之后，滿懷激情地寫成一組通訊，于1940年7月出版《延安訪問記》。1942年5月，她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合影時毛澤東招呼她坐在自己的身旁。她先在文藝界抗敵后援會工作與學習，后擔任《解放日報》編輯。在天寒地凍的陜北農村窯洞里，在延安撤退時行軍的間隙中，在用被褥疊成的“桌椅”上，寫成了《工作著是美麗的》這部自傳體長篇小說的上卷。1991年10月10日，陳學昭在杭州逝世，終年85歲。陳學昭是一位有成就有影響的著名作家，一生為讀者留下豐富的作品，在我國的新文學史上留下閃光的足跡。

　　何穆來到延安之后，被安排到軍委總衛生部下的邊區醫院工作。因何穆是治療肺結核的專家，邊區醫院特地成立肺科，任命他為肺科主任。1939年受中央委托“籌備一個盡可能現代化的中央直屬醫院”，經過兩個月的努力，醫院終于在一座荒山上基本完成。11月7日，中央醫院正式成立。

　　何穆因執行特殊任務到重慶，并于1941年12月回到延安，隨即受命擔任中央醫院院長。黨中央的信任和重托，使這位留學歸來的醫學家激動不已，他顧不上休息，帶著新來的同志來到了自己曾流下辛勤汗水的中央醫院。經過一年擴建，工作人員增加到350人，設置了內、外、婦、兒和傳染等科以及藥劑、化驗、X線等室，病床達180張，基本滿足需要。門診、治療、護理工作秩序井然，醫護技術接近國內先進水平，成為當時延安最先進的一家綜合醫院。

　　為了專心致志地做好防病治病，何穆辭去了院長之職。1941年至1942年，由于延河水系污染，延安傷寒病流行。何穆帶領醫護人員克服物質缺乏的困難，提出“三分治療，七分護理，視病人如親人”的口號，千方百計為患者醫治。在大家的努力下，中央醫院傷寒病人的治愈率很高，死亡率低于國統區。1990年4月11日，何穆在北京逝世。

　　他們的人生經歷告訴我們什么

　　延安時期5位歸國博士的人生經歷，為我們提供了深刻的歷史啟迪。

　　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是我們黨不斷地走向勝利的法寶。延安時期，黨制定了一系列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方針政策，匯集了海內外一大批各個方面的精英人才，組成了一支浩浩蕩蕩為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革命和建設大軍，奠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偉大勝利的人才基礎。奔赴延安的5位留學歸國博士，不但受到徐特立、吳玉章、林伯渠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親自教誨和指引，更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陳云等領導人的親切關懷。各級黨的組織與領導，為發揮他們的作用，安排照顧他們的工作生活，促進他們的思想進步，無微不至地做了大量的具體工作，樹立了“真心愛才、悉心育才、傾心引才、精心用才”的典范。

　　與黨和國家、與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是知識分子建功立業的必由之路。愛國奮斗是我國知識分子傳統精神的核心和鮮明底色。奔赴延安的5位留學歸國博士，毅然拋棄個人唾手可得的一切優厚待遇，堅定地奔向了延安，其動力就是與國家、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實現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在革命的偉大實踐中，他們又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由愛國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成為革命知識分子，把自己的生命歷程與黨、國家和人民的事業緊緊地聯系在一起，犧牲了“小我”，成就了“大我”。

來源：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