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從武漢遷到上海后，于1927年11月在滬正式建立“特科”，由周恩來主要負責。“特科”先后轄有4個科，分別負責總務、情報、保衛、通訊等工作。建立通訊科的目的在于加強中共中央對各蘇區與工農紅軍的聯系，及時了解各地斗爭情況，指導革命實踐。單純依靠地下交通員傳遞情報、指示已跟不上斗爭形勢的發展，籌建秘密無線電臺的工作被迅速提上日程。


　　紅色電波出現在上海

　　1928年10月，周恩來分別與李強、張沈川談話，要求他們克服一切困難，學會無線電通訊技術。

　　接受任務后，李強以無線電愛好者的身份，與當時在上海經營外國無線電器材的“亞美公司”和“大華公司”的商人交朋友，并從他們那里購買所需要的零件、發動機以及無線電技術方面的書刊，一面學習一面摸索，進行收發報機的研制。

　　張沈川則考入國民黨開辦的無線電學校。由于勤奮刻苦，他學習了六七個月就上機工作，并且還利用深夜代班的機會，抄下了敵人兩本軍用電臺的密電碼，交給了黨組織。代班時，他還利用電臺進行情報搜集工作，取得了很多有價值的信息。當敵人發現有人“利用軍用電臺，私通商報”時，張沈川早已安全撤離。

　　張沈川與李強會合后，一面學習組裝收發報機，一面抄收公開電報，以提高收報技能。1929年7月，李強和張沈川著手試裝收報機，機子的線路圖是由李強繪制的。又經過辛勤努力，收報機終于自制成功。10月，經過繼續潛心研究，發報機由李強、張沈川自制成功。

　　在掌握各項技能后，張沈川、李強等人又開辦學習班，為黨培訓了黃尚英等一批無線電通訊技術人員。經過不懈努力，他們培訓出第一批報務員，在上海建立了我黨的第一部秘密無線電臺。這個電臺的第一本密碼是周恩來編制的。

　　秘密電臺的臺址在當時上海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9號的一棟石庫門三層樓房里。電臺由李強負責機務，張沈川分管報務。電臺的天線架設于三樓曬臺上和屋脊上，利用各種偽裝加以掩護。電臺還收抄伯力和舊金山等電臺的俄文、英文政治新聞和經濟消息，以此練習抄發報的技能。為了練習抄報技能，張沈川等在深夜用業余無線電臺的呼號呼叫，得到了其他業余電臺的回答，在和別的業余臺短暫通報后，就把天線撤掉。

　　為了破獲秘密電臺，國民黨特務同上海租界巡捕房相互勾結，將定向測試電臺裝在汽車上，在大街小巷偵察秘密電臺的位置。為了能使紅色秘密電臺繼續傳播，張沈川和同志們掌握了敵人巡邏的規律，收發報都在周圍居民入睡后的深夜進行，起居生活上嚴格遵守組織紀律，深居簡出，基本上斷絕了社交往來。

　　1930年2月，福康里來往人員增多，黨組織將電臺轉移到靜安寺路赫德路福德坊1弄32號，隨后又在慕爾鳴路興慶里17號、長陽路友邦里東一弄61號、長陽路乾信坊等處分別設立了電臺和裝配間。

 
　　紅色電波遍及蘇區

　　1930年三四月間，中共中央和南方局電臺聯絡開通后，為了保證安全，中央電臺曾多次轉移，同時著手籌建中共國際電臺。

　　中央電臺遷到慕爾鳴路后，上級決定，由毛齊華夫婦兼做掩護人。他們把房間布置得比較闊氣，房內擺滿了大型時尚家具——收發報機就藏在大衣柜內，電瓶藏在樓板底下。

　　為了絕對保守秘密，電臺工作人員平時和外界斷絕往來，需要通信時，則利用高級飯店或醫院做通信處。當時電臺工作人員常用“東亞大飯店”或“寶隆醫院”作為通信地址。因為這種地方都是有權有錢的人才會入住，國民黨特務們不會到這些地方檢查信件。在收到大宗文件后，紅色秘密電臺工作人員為了避免房東、鄰居懷疑，一般不會自行帶回，而是通過郵局寄回來。

　　隨著革命形勢的不斷好轉，蘇區不斷鞏固和擴大。為加強對各蘇區的指導和聯絡，1930年九十月間，中共中央從各地抽調16位同志到上海辦了一個無線電培訓班，掛出“上海福利電器公司工廠”的招牌。培訓班由李強實際負責，張沈川教報務，陳保禮教機務，吳克堅管組織、財務，方仲如教電學兼管學員的政治學習和組織生活，毛齊華等都是教員。學員的對外身份是工人，教員的對外身份是工廠經理或工程技術人員。

　　12月17日，“上海福利電器公司工廠”被特務包圍，張沈川等20余人不幸被捕。其間，學員謝小康趁敵人不備，將二樓前屋窗簾的右角拉開，發出“有情況”的暗號。伍云甫走到弄堂口，看到二樓窗簾已打開，就轉身離開。不久，外出辦事的涂作潮即將走到門口時也發現了情況，他機智地提起路邊的一個油漆桶，從特務面前從容走過，沒有被敵人發覺。

　　張沈川等人被捕后，面對敵人殘酷折磨和威脅引誘毫不動搖，保守了黨的機密。1936年秋，張沈川等經黨組織營救出獄（陳寶禮、麥建平、張慶福、謝小康4位同志先后在獄中犧牲）。

　　1931年1月，中共中央經研究決定：由曾三籌建新的電臺，同時，派涂作潮、伍云甫到江西。不久，中共中央又派遣王子綱、蔡威、宋侃夫等前往鄂豫皖根據地，派喻杰生等到湘贛西根據地，開展黨的無線電通訊工作。

　　同年1月3日，紅軍在第一次反“圍剿”的戰斗中，完好地繳獲了敵人電臺。紅軍總司令部便以此為基礎，建立了紅軍第一支無線電隊，由王諍任隊長，馮文彬任政委。接著，紅軍辦起了第一個無線電訓練班。由于繳獲的發報機功率較小，還不能和遠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取得聯系。在5月的第二次反“圍剿”中，紅軍又繳獲了一部功率較大的電臺。將這部電臺改裝后，9月，中央蘇區同上海的中共中央實現了直接通報。

　　幾乎與此同時，毛齊華等在上海建立起的國際臺也開始正式收發報。而被派往鄂豫皖根據地的同志，利用1931年12月間紅四方面軍繳獲的敵人電臺，很快同上海中共中央、紅一方面軍和紅二軍團實現了通報。湘鄂贛和閩浙贛根據地的電臺也于1932年先后開通。

 
　　敵人“心臟”傳出紅色電波

　　1929年12月下旬，中央特科派錢壯飛打入國民黨黨務調查科內部，成為特務頭子徐恩曾的機要秘書。徐恩曾企圖擴大勢力，在各地建立特務分支機構，要錢壯飛負責“補充人員，并在南京建立秘密指揮機關和電臺”。錢壯飛將計就計，將一批我黨的情報人員和秘密交通員安插進敵人的特務機構。不久，國民黨情報系統在南京、上海、天津的秘密電臺實際上已經掌握在共產黨手中了。

　　徐恩曾雖然讓錢壯飛處理文件和電報收發，密碼本卻隨身攜帶，重要電報也一直由自己親譯。錢壯飛發現徐經常出入上海舞廳“享受生活”，在秘密布置后，錢壯飛陪徐進入歌舞廳，在他換衣服時，把密碼本取出，讓事先埋伏的同志迅速拍照后送回。得到密碼本，對錢壯飛的地下工作有了很大幫助：此后他從報務員那里接到電報后，對有價值的部分都由自己開封先譯，然后再原樣封好上送。同時，這份密碼也被送到了紅軍手中。國民黨軍的“圍剿”計劃剛剛制定，其內容就已被破譯，并被送到中共中央和蘇區。

　　顧順章叛變后，特務機關向南京連發5封電報。此時正值徐恩曾去上海“享受生活”。錢壯飛收到電報后，用密碼本將其全部譯出，并立即向中共中央發出警報。接到情報后，中共中央、江蘇省委和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機關立即全部轉移。

　　12月，國民黨十七路軍在寧都起義，起義的報務人員為紅軍帶來了更多的電訊器材，紅軍的無線電通訊隊伍隨即迅速擴大，并成立了以王諍為局長、伍云甫為政委的通訊聯絡局。培訓無線電技術人員的訓練班，很快由一個發展到幾個，后來逐漸發展成為一個通訊學校，還成立了保養、修理和裝配收發報機的材料廠。到1933年，瑞金通訊學校學員在學人數已達千人。此后，中央蘇區把自己培養的報務人員源源不斷地派到新的蘇區和國民黨統治區。

來源：人民政協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