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的干部學校在中國共產黨干部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形成了適應全民族抗戰和邊區建設需要的干部教育體系。據不完全統計，當時共創辦了35所干部院校，培養了數十萬黨的事業需要的各類人才，為中國革命勝利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提供了人才基石和領導骨干。

　　軍事干部類院校，培養人民軍隊需要的軍事、政治、技術、醫務人才

　　為了更好地肩負抗日救國的歷史責任，黨中央在延安時期高度重視軍政人才隊伍建設，先后創辦了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八路軍軍政學院、軍事學院、八路軍醫科大學、炮兵學校、八路軍衛生學校、部隊藝術學校、中央軍委無線電通訊學校、第十八集團軍工程學校等。這類學校肩負的使命主要是為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培養軍事、政治、通訊、醫務、藝術和特種部隊需要的人才。

　　抗大是黨在延安時期創辦的第一所正規大學，從1936年創辦到1945年結束辦學使命，總校共舉辦8期，連同12個分校，培養了10多萬軍政干部。抗大以“窯洞大學”馳名中外。畢業于抗大的知名法學家、社會活動家王仲方回憶說：窯洞雖小，所有的學習和感受，都在這里通過每個人的思考，通過同學們的討論加以理解和吸收。教材少，靠筆記，靠摘錄。沒有筆記本，每人發一張油光紙，或用自己制造的馬蘭草土紙。沒有筆，每人每月發兩個鋼筆尖。沒有墨水，就用燃料兌上水。把筆尖插入3寸長的高粱稈，蘸著自制的墨水，一樣地整理筆記，一樣地寫作自己的心得。《八路軍軍歌》《八路軍進行曲》歌詞創作者公木說：在抗大經常組織聲勢浩大的歌詠活動，群眾歌聲像烈火。每次集會，總是先唱，唱得群情激奮了，才開講；休息時，又唱；講完后，再唱；唱得盡興，然后才解散。有一個連隊的“墻報”上出了這樣一首“順口溜”：坐地聽報告，站起來唱歌。說說唱唱，唱唱說說，不知不覺晌午錯。晌午錯，也不餓，歌如潮，情似火。身居窯洞里，心懷全中國；翹首登荒山，放眼看世界。我們多亮堂，我們多快樂！正是救國救民的執著追求，使延安時期干部學校中的學員們迸發出高昂的學習熱情和革命斗志。

　　綜合人才類學校，培養適應抗戰與邊區建設需要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領域的實際工作干部

　　隨著黨的事業發展，迫切需要培養大量既懂軍事又懂政治、既懂經濟又懂文化的復合型干部。為此，黨中央創辦了陜北公學、華北聯合大學、延安大學等干部學校，主要培養做統一戰線、民眾運動、軍隊思想政治教育和政府工作的政工干部，以及適應抗戰與邊區建設需要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領域的實際工作干部。其中1939年7月創辦的華北聯合大學在敵后辦學的6年中，為抗日前線培養了文藝、教育、工業建設、工人運動和行政干部8000余人。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樸先生評價其“是插在敵人心臟上的一把劍”。而1941年9月創辦的延安大學則是黨在延安時期創辦的第一所高等教育綜合性大學，在辦學的8年里共培養出1萬多名干部，為中國革命和新中國的建設作出重要貢獻。

　　在這類學校中，以專門培養抗戰建國人才、具有統一戰線性質的陜北公學最為著名。該校從1937年創辦到1941年9月并入延安大學，共培養1萬余名抗日干部，發展了3000余名黨員。毛澤東高度贊揚說：中國不會亡，因為有陜公。當年在陜北公學總校高級部二隊學習的陳辛火深情地回憶：“沒有課堂，就在窯洞前的坪地上、在樹蔭下的空地上上課。就是在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飛機轟炸延安的第二天，我們也照常到一個山坡上堅持上課。沒有桌子、凳子，就席地而坐，膝蓋就是活動‘桌子’。紙張困難，就用淡藍色的馬蘭草造的紙寫字，有時還用樺樹皮寫詩。現在回想起來，那一張張樺樹皮，本身就是串串詩句啊！”“晚上一般用空墨水瓶做的煤油燈照明，有時還用老麻籽油點燈。光線雖然不夠亮，但是大家為革命如饑似渴地學習，常常圍著豆粒大的燈光讀到深夜……”

　　黨群工作類干部學校，培養黨的理論研究、領導骨干、黨務和群眾工作干部

　　為了培養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深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造就黨務和群眾工作骨干，黨中央和陜甘寧邊區先后創辦了中央黨校、西北黨校、安吳堡戰時青年訓練班、澤東青年干部學校、馬列學院、中國女子大學（簡稱女大）、延安民族學院、延安工人學校等。其中馬列學院是黨創辦的第一所專門學習和研究馬列主義理論的學校；中國女子大學是培養婦女干部和吸收敵占區的愛國女青年參加抗日救亡工作的學校；澤東青年干部學校是黨成立以來創辦的第一個培養青年干部的專門學校；延安民族學院是培養少數民族干部的學校。這些都是黨的干部學校教育史上的創舉。

　　女大學員、中國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回憶說：“延河成了我們的盥洗室，冬天敲開冰窟窿洗，夏天跳進河里沖。沒有肥皂就用石塊在河邊捶打衣服，要么用草木灰過濾的堿水來洗。”“除了睡覺、上課、吃飯，學員們隨時隨地都在唱歌。早晨唱，傍晚唱，飯前飯后唱，課前課后唱，行軍時唱，開大會時更唱，歌聲此起彼伏，直唱得地動山搖。”丁雪松的回憶再現了當年干部學校的學習生活場景。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黨中央到陜北后，為適應形勢發展變化，恢復在瑞金建立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并改稱為中央黨校。中央黨校作為最重要的干部教育陣地，為黨培養了一大批治黨治政英才。據曾任中央黨校俱樂部主任的姚鐵回憶：“一大批高級干部從緊張戰斗的前方，陸續來到中央黨校學習，都認識到這是黨中央對自己的關懷，是一次很難得的機會。這些同志見到馬列主義的書籍，真是如饑似渴，愛不釋手。他們白天讀書、開會，晚上還在油燈下看《解放日報》等學習資料，從不放過一點時間。”著名作家劉白羽1942年至1944年曾在中央黨校三部學習。他在《我的人生轉折點》一文中回憶說：我在延安中央黨校三部參加整風運動，最初引起我思想上震動的是：“組織上入黨，思想上沒入黨”這一極其深刻而莊嚴的問題。他說：“我覺得使我受益最深的，就是學習了馬列主義，然后用無產階級立場、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認真聯系自己，重新認識自己。”事實上這正是當年干部學校學員們共同的心路歷程。

 

　　專門學院類學校，培養文藝、教育、科技、醫療衛生和社會建設人才

　　隨著黨的事業蓬勃發展，需要大量各級各類、各行各業干部。為此，當年創辦了魯迅藝術文學院、延安自然科學院、陜甘寧邊區行政學院、西北醫藥專門學校、延安通訊學校、陜甘寧邊區農業學校、新文字干部學校、陜甘寧邊區藝術干校、陜甘寧邊區職業學校、俄文學校、延安醫藥學校、延安藥科學校、延安業余法律學校、魯迅師范學院等，還創辦了日本工農學校、朝鮮革命軍事學校，培養了一大批文藝、教育、科技、醫療衛生和社會建設所需要的各類人才。這些學校無論是組織機構和學制、教育方針、教學內容，還是教學方法，都是圍繞黨的中心任務而不斷補充、改革和完善的，都以適合敵后抗戰和邊區工作實際需要為準繩。

　　1938年4月在延安創辦的著名的魯迅藝術文學院，堅持“以馬列主義的理論與立場，培養適合抗戰建國需要之藝術文學人才，為建立中華民族新民主主義的藝術文學而奮斗”的目標，在辦學的7年半時間里，培養了各類專業人才和文藝骨干685人。著名作家茅盾在《記魯迅藝術文學院》一文中講道：“在魯藝，聚集著全國各省的青年……他們齊聚在魯藝，為了一個信念：嫻習文藝這武器的理論與實踐，為民族之自由解放而服務！”由于貫徹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走出“小魯藝”，走進“大魯藝”，深入到人民群眾中、到抗日前線去，為抗戰吶喊、為人民謳歌，魯藝創作出《黃河大合唱》《白毛女》等一大批優秀作品，譜寫出造就革命文學藝術人才的輝煌篇章。

來源：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