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國，眾多處于國際前列的高新技術井噴式發展。其中，許多與早在30多年前制定的“863計劃”密切相關。這個計劃是怎樣誕生的？它為中國描繪了一幅怎樣的科技藍圖？

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經濟建設必須依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工作必須面向經濟建設的戰略方針，加快技術成果向生產能力的轉化的步伐，激發了廣大科技工作者的積極性。

1986年2月的一個夜晚，無線電電子學家陳芳允來到中科院宿舍樓，敲開了光學家王大珩的家門。這兩位為共和國科技前途而焦慮的“兩彈一星”元勛，徹夜長談。他們達成一個共識：中國必須盡快提出自己的高科技發展計劃。

于是，他們與核物理學家王淦昌、航天技術及自動控制專家楊嘉墀一起，聯名起草了一份《關于跟蹤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四位科學家建議，中國要從現在抓起，用力所能及的資金和人力跟蹤新技術的發展進程，而不能等到十年、十五年經濟實力相當好時再說，否則就會貽誤時機，真正的新技術是引進不來的。

1986年3月3日，這份建議書被遞交到了鄧小平的案頭。早在1978年就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鄧小平，顯然再一次被建議書中提到的嚴峻的國內外形勢所觸動。僅僅過了兩天，他就批示：此事宜速作決斷，不可拖延。

隨后的半年里，國務院先后召開七次會議，組織兩百多位專家反復探討、論證。1986年11月18日，這份面向21世紀的中國戰略性高科技發展計劃——《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正式發布。由于科學家的建議和鄧小平對建議的批示都是在1986年3月，這個宏偉的計劃簡稱“863計劃”。

“863計劃”從世界高技術發展趨勢和中國實際需要出發，選擇生物、航天、信息、先進防御、自動化、能源和新材料等七個領域15個主題項目，作為我國發展高科技的重點。1996年又新增了海洋技術領域。

在整個計劃的討論過程中，經費無疑是最關鍵又最敏感的問題。因為高科技就意味著高投資，但考慮到當時國內的經濟條件，王淦昌提出：“能省就省，一年能給兩個億就行。”他們怎么也沒想到的是，鄧小平和中央最后竟批了100億的專款，相當于當年全國財政總支出的二十分之一！

這樣的決斷和投入，開啟了新中國科技騰飛的征程。

我國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首次對撞成功，揭開了我國高能物理研究的新篇章；曙光高性能計算機的研制成功，打破了國外長達幾十年的技術封鎖；中國參與完成了人類基因組的測序任務，在基因研究領域站到世界最前沿；兩系法雜交水稻技術的創新實踐，引領了全球水稻雜種優勢利用的發展方向。

鄧小平提出的“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也成為了“863計劃”最鮮明的特征之一。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眾多科技成果的大量轉化，使高科技如同陽光、空氣和水，滲透進每個人的日常生活。

鄧小平：“過去也好，今天也好，將來也好，中國這么一個國家，必須在高科技領域里邊，有一席之地。”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國家先后實施了星火計劃、“863計劃”、火炬計劃、973計劃……

“863計劃”的實施，為中國在世界高科技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來源：荔枝新聞